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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

发布时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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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泛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受民俗文化制约、即兴表演但风格相对稳定、以自娱为主要功能的舞蹈形式。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民间舞蹈,由于受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以及受表演者的年龄性别等生理条件所限,在表演技巧和风格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民间舞不乏朴实无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等特点,历来都是各国古典舞、宫廷舞和专业舞蹈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来源。

基本介绍:

民族民间舞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和可伸缩的界面,它可以包容各种程度的加工。民族舞是一个民族的标志物,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需要艺术家进行高度的再创造,从民间来最后又回到民间去,练习民族舞好处有如下3点:1、 有较强趣味性 2、培养舞者气质 3、 让人心情愉悦。

分类:

民族舞,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不断积累、发展而形成的,并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舞蹈形式。民间舞蹈和人民的生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直接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着他们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生活劳动方式、历史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风格特色的民间舞蹈。在欧洲芭蕾舞剧中的民间舞蹈,一般称作代表性舞蹈或性格舞蹈,它是经过舞蹈的专业加工,使其与芭蕾的风格相和谐、统一在一起。

 

艺术特点:

载歌载舞,自由活泼。中国民间舞蹈很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舞蹈与歌唱的紧密结合。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自由、生动、活泼,可以比纯舞蹈易于表现更多的生活内容,而且通俗易懂,所以非常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巧用道具,技艺结合。中国的很多民间舞蹈都巧妙地使用道具,如扇子、手帕、长绸、手鼓、单鼓、花棍、花灯、花伞等等,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舞蹈的艺术表现能力,使得舞蹈动作更加丰富优美、绚丽多姿。

  

情节生动,形象鲜明。我国的民间舞蹈很着重于内容,大多都有一定的故事传说为依据,因此,人物形象鲜明、人物性格突出。虽然有的舞蹈仅是表现某一种情绪,但它也多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片断而出现的。如广东的《英歌》是表现梁山泊英雄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故事;福建的《大鼓凉伞》传说是表现郑成功抵御外寇练兵的活动。

自娱娱人,意旨统一。中国很多民间舞蹈常常是自娱性和表演性的统一。有些舞蹈活动,对于舞者来说,他是自娱,同时也是为了表演给观众看,因此舞者很注意自己舞蹈技艺的提高,故而我国的民间舞蹈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

情之所至,即兴发挥。中国各个地区的民间舞蹈在流传中,虽然都有一定的格式和规范,但也都有即兴发挥的传统,特别是在一些民间舞蹈家的身上这一点尤为突出。在他们情感最激动的时刻,常常是能出现闪烁着独特光彩的舞蹈的时候。

 

民族舞的发展:

50年代初,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认真实施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抢救遗产的工作。体现在舞蹈领域,一方面是有效的考察、搜集、整理散见于民间的各民族舞蹈,通过加工——再创作,以其精华展现于舞台;另一方面则是对戏曲舞蹈的继承、发展,使其脱胎为独立的舞蹈艺术。各民族自然传衍的舞蹈——尤其是技艺性较强的,在传衍过程中其基本风格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艺人身上,他(她)们大都是农民,堪称民间舞蹈家,但长期以来地位低下,甚至过着忍饥挨饿、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抢救遗产也是对身怀高超技艺的民间艺人的拯救,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艺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破天荒地登入了大雅之堂。

这一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也可说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新一代的舞人自觉沿着《讲话》的指导思想,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认真地对于那些,看似粗糙却是最生动的民间舞蹈进行学习、搜集、整理,本着去其糟粕”——剔除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不健康成份,取其精华”——选取最具人民性的审美特质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   

在建国后的十多年中,在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洋溢着时代气息,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秀舞蹈。它们不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为世界舞坛所瞩目。前面已经提及的如:戴爱莲的《荷花舞》、《飞天》;贾作光的《鄂尔多斯舞》……等都是这一时期领时代风骚之佳作,象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红绸舞》(群舞)首演于1949年,编导:金明(1927——)等,编曲:程云,首演者:长春文工团郑建基、王亚彬、刘海茹。一队男女青年,高举着火把跳着欢快的秧歌,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如火龙飞舞,矫健的舞姿与变幻的火龙交相辉映,洋溢着青春活力。舞蹈以民间秧歌和传统技艺——“百丈帆为基础,选取了燃烧的火把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宣泄着人民得解放的共同心声。1950年该舞第一次进京演出,轰动首都。次年,入选参加第3世青节获金质奖。半个世纪以来,演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和世界的五洲四海,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它是:中国之火的象征

其它汉族舞蹈,如:《花鼓舞》、《丰收歌》等,都堪称佳作。《花鼓舞》(群舞),首演于1956年,编导:张毅(1934——),作曲轶名;首演者:大连市歌舞团,张毅领衔。花鼓流传于山东省,长年以来,它是贫苦农民流浪乞讨的一种卖艺形式。鼓棒上系有半米多长的鼓穗,舞者以鼓棒与鼓穗的顶端交替击鼓形成一种独特的技艺。张毅赋予花鼓舞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将鼓穗加长突出其技艺性,在激昂、多变的节奏中,人体健美的律动与彩色鼓穗的丰富线条相交织,构成舞蹈的独特魅力。该舞曾获1957世青节金质奖。

在这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中,少数民族舞蹈之花姹紫千红,遍地开放。《孔雀舞》(女子群舞)是金明的又一佳作,首演于1956年,作曲:罗忠熔,首演者:中央歌舞团资华筠、崔美善领衔。高高山岗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动着美丽的翅膀冲下山来,一双双翅膀化作了孔雀姑娘,踏着象脚鼓与 锣的敲击声,和着优美的旋律,簇拥着鸟王翩翩起舞——饮水、照影、沐浴、飞翔…… 孔雀是聚居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古代图腾崇拜——宗教艺术的遗存,一直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的传统孔雀舞只有男性表演,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限制了形体的自由与舒展。编创者突破传统——尝试以女性来展示孔雀的美丽,在服饰上也进行了革新——去掉沉重的道具,代之以坠满孔雀羽毛的宽摆长裙……这个舞蹈于1956年首次在全国舞蹈会演中亮相,就以其新奇和优美,备受观众青睐,次年又在世青节获金质奖。

在搜集、整理传统民族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舞台精品确实不少。政府为交流经验、繁荣创作,定期举办文艺会演。饱经忧患的各族人民都以能在舞台上展演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区或民族,生活中自然传衍的舞蹈濒临绝境。面对新的时代,他们也渴望以舞蹈来表达心声,树立自己民族的形象。他们甚至向专业舞人提出:为我们设计一个舞蹈吧!《快乐的罗嗦》、 《草笠舞》正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

上述的各民族舞蹈,代表着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情绪舞”——短小精炼,无复杂情节,以比、兴手法状物抒情。无论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亦或是专业舞人精心设计的,都突出民族风格——力求体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特质。

生活的丰富多彩,造就了舞蹈题材、体裁、风格、式样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汇——不强调特定风格,更直接地反映生活的作品也不少。如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中,双人舞《艰苦岁月》,给人们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首演于1961年,编导:周醒(1934——1988)、彭尔立(1936——);作曲彦克、周方,首演者: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朱国琳、廖骏翔。编导者从同名雕塑中获得了灵感,或者说,舞蹈是这座著名雕塑的动态化呈现:长征路上的老战士与小战士,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小战士几尽昏厥,老战士吹起竹笛,激昂、优美的音乐唤起了战士对未来的向往,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向着既定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前进。《艰苦岁月》以它独特的创意,凝炼的结构,感人的细节,鲜明的舞蹈形象,呈现出战斗中的浪漫情怀。它注重的不是解释事件,而是表现人物感情的升华。

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古典舞——《春江花月夜》颇具代表性。 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首演于1959年,编导:栗承廉(1932——1993);首演者:北京舞蹈学校,陈爱莲。该舞采用了同名古曲为舞蹈音乐,借助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程式和优美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的少女对幸福的憧憬。

以上列举的都是50-60年代中期的代表性舞目,经受了长期的社会的选择,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作品的编导和领衔首演者,是新中国第一代舞人中的佼佼者,他(她)们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同时,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追求——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的交融。

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10年浩劫,倍受摧残的舞蹈艺术得到了复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了新时期。在这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意识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文艺思潮上,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围绕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反思,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评估。不同观点在各个领域里的公开论争,反映出文化人思想的空前活跃,体现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弘扬。这种进步是深刻的、全面的,对新时期的舞蹈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文革前的舞蹈,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模式——时代印迹。宥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创作者似乎很怕自己的作品,距离生活原型或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太,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以及舞蹈动作的加工,一般持慎重态度并偏于趋同性。因此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雷同化、模式化的倾向。

文艺复苏后的广大舞人,跃跃欲试,尽管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方面相互存在着各种差异,却无例外地反映出强烈的创新意识——渴望对过去惯用的手法和固有模式——哪怕是成功经验,予以突破。在回顾、反思中,经历了困惑、探索甚至是孕育的阵痛后,先后涌现出一批新意盎然,令人瞩目的作品。

 

代表人物:

成长于50年代的舞蹈编导,再创佳绩,其中黄少淑(女,1938——)、房进激(1931——)伉俪合作的《小溪、江河、大海》,则更具突破性。这个女子群舞,首演于1986年,作曲:焦爽 ,首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张晓庆、李茵茵等。一群着水色长裙,身披透明薄纱的少女,似滴滴晶莹的水珠,以细碎、流畅的舞步逶迤连绵地运动着,舞姿幻化成江河泛起的波涛,细浪起伏不断。少女挥舞着裙、纱,以大幅度的奔腾跳跃,形象地展现了奔流不息的浩荡江河滚滚向前……舞蹈营造出山涧小溪流聚成河,汇入大海的壮观景象,揭示着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

像这样体现出浓重的生命意识的舞蹈,新生代的编导也佳作迭出。如:《奔腾》(男子群舞),1986年首演,编导:马跃(回族,1945——)作曲:季承、晓藕等,首演者: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姜铁红领衔。舞蹈以领舞、群舞的相互衬托,展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雄伟气势。其中,信马由缰奔腾飞驰交相挥映,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这个舞蹈是对蒙古族舞蹈创作的重要突破。它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民族风格展现,而是通过体现蒙古民族须臾难离的马的灵魂搏击,揭示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悟。

《黄河大河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曲家洗星海的不朽之作,这部作品和以它为基础创作的的同名《黄河钢琴协奏曲》,都被确认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舞蹈编导选用经典乐曲编舞,是极富挑战性的新尝试。苏时进(19——)、尉迟建明(1935——80年创作的男子群舞《黄河魂》(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首演)率先向此目标进击,他们的成功实践对于舞蹈创作题材、表现手法的开掘均具有开拓意义。

1990年首演的《黄土黄》(群舞)具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编导:张继纲(19——);作曲:汪镇宁;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于晓雪领衔。一群赤身背鼓的汉子们和一群穿斜大襟布挂子、窄脚裤的婆姨们,使人想起祖祖辈辈守着这片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似乎刚刚从土坷垃中爬起来。但是当汉子与婆姨们轮番起舞,把身上背的鼓打得震天价响,跺脚、踹腿,几乎把大地踏出了坑……你会感到他(她)们已经大踏步地跨进了现代社会。以得不能再的形态,十分现代地宣泄着自己蕴积已久的感情。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挚爱,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对未来的希冀……通过那无休无尽、反复敲击的鼓声一股脑地迸发出来。动作幅度、力度的超常化和同一动作的重复性,为既往的舞蹈所罕见,进入痴狂状态的鼓手把大地震憾……

上述几部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但都选择了气势恢宏的群舞来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呼唤,下面的两个独舞《雀之灵》、《残春》也属于同一题旨的阐发。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金山战鼓》(女子3人舞),首演于1980年,编导庞志阳(1931——)、门文元(1934——)等,作曲:田德忠,首演者: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王霞、柳倩、王燕。作品取材于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南宋时期著名巾帼英雄——梁红玉的事迹。在寡不敌众的危机时刻,梁红玉亲自擂鼓助阵,中箭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忍痛带伤,坚持战斗至最后胜利。舞蹈以灵活、流畅的舞台调度,精湛、高超的技艺,简炼、感人的情节,将梁红玉带领女兵,助阵作战的情景生动的展现出来。它充分发挥了中国戏曲的虚拟性表现手法却并不拘泥于戏曲的程式,舞台上虽只3人,却好似千军万马,身批鲜红色长披风的梁红玉,动如风、立如松的英豪之气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婚别》(双人舞)首演于1984年,编导:陈泽美(194 ——)、丘友仁(194 ——);作曲:张晓峰、朱晓谷,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沈培艺、李恒达。它取材于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名诗作,表现的也是尽忠报国的主题,却缠绵绯恻另有一番情调。红烛高照的新房里,新婚的妻子羞涩、焦急地等候丈夫的归来,憧憬着婚后美好的生活。但是无情的现实却是丈夫即将出征,真所谓新婚即别何匆忙,为国捐躯断衷肠……”。鸡鸣、号角打断了情意绵绵的双人舞——生离死别时刻终于到来。最后妻子毅然将长刀递给丈夫,慨然送其出征。舞蹈以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情韵——尤其是发挥了水袖的功力,以精炼的手法较好的刻划了人物。

近期作品的精选,似乎更费斟酌,但我们有理由肯定新时期的舞蹈经历了复苏后获得了全面发展。不仅作品基数明显上升,而且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以及编舞技法……等方面更加丰富多样。透过强劲的主体意识呈示,喷溢着开放时代的意绪和气息。

 

中国民族舞简介:

木鼓舞
  木鼓舞是谷江方白(苗语汉音,或译反排)苗族的祭祀性舞蹈。以木鼓为唯一的伴奏乐器,鼓手敲击,形成复杂多变的舞调。节奏为四、六拍。舞蹈动作为五种,一曰略吉笳,进三步,退三步,向左旋转,再回身;二曰略独南,进退均二步;三曰略独大,踏三岁,向左转身舞三步;四曰略高逃大,左舞两步,后舞两步,再任前走;五曰略高逃勒,正面舞两步,右侧舞三步,再向左转舞两步,回身舞而前行。以胯为支点,头、肩、手、腰、腿、脚扭摆、甩动、踢蹬,转体自然,常以急速逆转形成强烈对比。木鼓舞的最大特色是狂,处处强调动作的粗犷奔放,洒脱豪迈,如狂飚林柿,飞瀑坠崖。木鼓舞所表现的是苗族祖先迁徒途中披荆斩棘,勇住直前的艰难历程与精神。舞者多为青年男女;围鼓而舞,且舞且旋。人多则内外数圈,女在内,男在外。且疲者可下场休憩,新来者可随时加入。


古瓢舞
  古瓢舞是流行于丹寨县雅灰地区苗族村寨中带有祭祀和自娱性质的最古老、最原始的舞蹈。古瓢舞用古瓢琴伴奏而得名.古瓢琴用松木雕成,状似家用水瓢.琴的面板有四个音孔,一根音柱,音柱由板面直插入共鸣箱内.古瓢琴既是男青年们舞蹈时手上的道具,也是舞蹈中的唯一伴奏乐器.古瓢舞,一直是围着圆圈跳,由两个男子拉古瓢和四个以上的姑娘一起跳;更多的是人们围成两圈:年长的、小伙子们在外,手持瓢琴边拉边跳;姑娘在里,踏着踩歌堂的舞步,时而顺时针方向旋转, 时而逆时针方向移动,两膝盖微带颤动。不论舞步怎样变化,姑娘的手始终是两肘弯曲架在胸腹前不停地上下左右移动。舞步的变化, 是根据音乐的变化而变化,有二拍子、三拍子、五拍子、七拍子的,节奏是2/4、3/4的不规律组合。 主要动作的名称有跳圆、格呆(踩步)、格吊(前后左右转)、格览(踩二胡路声调)、拚向(模仿鬼跳舞)等等。


踩鼓舞
  踩鼓舞是苗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同时也是祭祀舞蹈。伴奏的乐器为铜鼓和木鼓。舞者一般围成圈,内圈女性,中心置一大鼓,由一至二人手持鼓棒击鼓,舞者面向圈内,随鼓点节奏,缓慢变换不同的舞步,双手自然摆动,闻鼓而舞。鼓点节奏多为4/43/4拍,显得欢快、轻松、活泼,表现了苗族人民节日祭祀祖先和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板凳舞
  板凳舞是苗族纯自娱性酒后热情奔放的、寓体育运动于舞蹈的形式之一。由一人或数人持板凳相击为鼓点,众人围于外而舞。鼓点多采用4/43/4拍节奏,众人时而聚拢,时而散开,且舞蹈动作较大,显得粗犷、豪放、激扬,表现了苗族人民豪放、热情好客的气质。


芦笙舞(苗族)
  芦笙舞是黔东南苗族中带有祭祀和自娱性质的最普及的舞蹈,男女老少都会,并由此而形成苗族人民独特的生活美学观念。那些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被看作是智慧聪明的,反之则认为没有出息。

芦笙舞中较古老的形式,是舞者围成圆圈,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男舞者吹笙领舞,众舞者为女性,着盛装,舞蹈曲旋律随领舞者而舞。舞步为三步、五步或七步。舞场上,姑娘们头戴闪闪发光的银角,洁白的银花、身穿缀满银饰的盛装,随着舞曲的变换而整齐地内外翻动,给人一种庄重、整齐感。现代芦笙舞,则揉进了汉族的秧歌舞花灯舞采茶舞,苗族的踩鼓舞的技巧和动作,舞步灵活,舞姿清新欢快,表现了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内容以及豪迈淳朴的性格、健康向上的感情。


多耶舞
  多耶是一种大型的歌场对唱舞蹈。侗语有唱、舞等含意,是一领众和的歌曲。多耶是数十上百男女青年围在一个场中的对歌舞蹈。早在宋代,就曾有辰、沅、靖州……。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前导之的记载。这显然是对古代侗族人多耶反映,可见多耶已有近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多耶舞蹈程序是先由身着古装的寨老领着盛装的青年们入场后,顺绕三圈,又逆场绕三圈,自然是姑娘们手牵手围成一个内圆圈,罗汉们围成外圆圈,寨老坐在场中。有些地方手牵手,有些地方手攀肩。姑娘们在扬史号的领唱声中开始向右移动,每一节拍移动一步。唱实词时,双手有节奏地前后甩动,唱衬词时,双手和谐地向上举起;姑娘们唱时,罗汉们自由地陪着一同绕圈移动。姑娘们唱完时,由一罗汉头高呼—”,众罗汉紧接!”的呼声中手牵起手,有节奏地或甩或举向右移动,跟随着领唱者对答姑娘们唱的歌词中所提出的问题。


赐鱼舞
  赐鱼舞是在拾官人活动中所跳的一种原始渔猎舞蹈。装扮原始人者手持一夹着腌鱼的木棍冲着看热闹的某一人跳着武术性的原始舞蹈。这人就必须走进场来与原始人同舞,双方舞到脚步、头姿、手势相合时,原始人夹的腌鱼正好落到对方口中为止。这时原始人又去夹鱼赐与另外的人。若双方步调不一致,一场赐鱼舞要很久才能结束,因此。很多侗寨绝大多数青年男子都会跳这种武术性的舞蹈。


狮子舞
  是侗族人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一种舞蹈活动,主要分庆贺舞、戏狮舞和绿狮舞三种形式。庆贺舞是舞狮队在节庆之日舞着狮子挨门贺喜。狮子到达一家门前,主家用竹竿举着鞭炮鸣放迎接。狮子随即在门前跳着喜庆舞。主人赐红包钱,狮子以嘴含之.然后致谢。伏地叩拜,后退三步告辞。另去别家庆贺。红狮舞是一种场面较大的狮猴相戏舞蹈,因狮子模型的头部为红色而得名,由两个人分别舞狮头与狮身,模拟狮子翻滚跳跃等各种姿式和喜怒哀乐等各种神态。与狮子同舞喧闹还有许多演猴子者,他们跳来跳去地围着狮子嘻闹,有时狮子忽而恼怒,一口咬住一只小猴,大猴子急忙来救,紧紧拉住小猴尾巴,其余的猴子一个接一个地拖着前者的尾巴连成一长串没命地往后拖……。红狮舞场面热烈,富于生活气息。绿狮舞实质上是一种大规模的剧烈武术表演赛。因舞狮队所舞的狮子模型头部是绿色的而得名。绿头狮象征着雄性狮子。因雄狮好斗,所以表演时随时都有抢狮队来抢夺狮头。正因这样,一般武艺平常的舞狮队是不敢舞着绿色雄狮头出门表演的。绿狮在场中表演,其四方八面都有身强力壮扮演神兵天将者手持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摆开八卦阵式各自纷纷舞蹈,并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护雄狮,这种雄狮舞比赛今已少见有人表演。


龙灯舞
  是正月举行的一种庆贺活动。舞龙身者脚步一致,手势谐调,与舞龙头者动作吻合,使所舞的龙跟着龙宝进行飞舞翻腾各种动作,到各家门前庆贺。


芦笙舞(侗族)
  芦笙舞跟笙曲一样多已消失,现流传的主要分表演性舞蹈和赛场狂欢舞两类。表演舞蹈舞主要表现在脚步变化多样,在笙曲由一个音段转到另一个音段时,上身与头部和持笙的手及臂部随着一个右摆的舞姿变化。这种笙舞主要是笙队自己在舞笙吹奏或在进行曲中缓步入场的芦笙舞蹈。芦笙的狂欢舞蹈是在赛笙坪上举行的大型性芦笙舞蹈。这种芦笙舞蹈节奏强烈,动作迅猛,感情奔放,犹如雷鸣电闪、狂风卷刮,气氛如火,十分热烈。

 

汉族舞蹈:

如:《花鼓舞》、《丰收歌》等,都堪称佳作。《花鼓舞》(群舞),首演于1956年,编导:张毅(1934——),作曲轶名;首演者:大连市歌舞团,张毅领衔。花鼓流传于山东省,长年以来,它是贫苦农民流浪乞讨的一种卖艺形式。鼓棒上系有半米多长的鼓穗,舞者以鼓棒与鼓穗的顶端交替击鼓形成一种独特的技艺。张毅赋予花鼓舞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将鼓穗加长突出其技艺性,在激昂、多变的节奏中,人体健美的律动与彩色鼓穗的丰富线条相交织,构成舞蹈的独特魅力。该舞曾获1957世青节金质奖。

在这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中,少数民族舞蹈之花姹紫千红,遍地开放。《孔雀舞》(女子群舞)是金明的又一佳作,首演于1956年,作曲:罗忠熔,首演者:中央歌舞团资华筠、崔美善领衔。高高山岗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动着美丽的翅膀冲下山来,一双双翅膀化作了孔雀姑娘,踏着象脚鼓与 锣的敲击声,和着优美的旋律,簇拥着鸟王翩翩起舞——饮水、照影、沐浴、飞翔…… 孔雀是聚居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古代图腾崇拜——宗教艺术的遗存,一直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的传统孔雀舞只有男性表演,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限制了形体的自由与舒展。编创者突破传统——尝试以女性来展示孔雀的美丽,在服饰上也进行了革新——去掉沉重的道具,代之以坠满孔雀羽毛的宽摆长裙……这个舞蹈于1956年首次在全国舞蹈会演中亮相,就以其新奇和优美,备受观众青睐,次年又在世青节获金质奖。

在搜集、整理传统民族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舞台精品确实不少。政府为交流经验、繁荣创作,定期举办文艺会演。饱经忧患的各族人民都以能在舞台上展演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区或民族,生活中自然传衍的舞蹈濒临绝境。面对新的时代,他们也渴望以舞蹈来表达心声,树立自己民族的形象。他们甚至向专业舞人提出:为我们设计一个舞蹈吧!”《快乐的罗嗦》、 《草笠舞》正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

舞蹈题材的多样化:

上述的各民族舞蹈,代表着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情绪舞”——短小精炼,无复杂情节,以比、兴手法状物抒情。无论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亦或是专业舞人精心设计的,都突出民族风格——力求体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特质。

生活的丰富多彩,造就了舞蹈题材、体裁、风格、式样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汇——不强调特定风格,更直接地反映生活的作品也不少。如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中,双人舞《艰苦岁月》,给人们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首演于1961年,编导:周醒(1934——1988)、彭尔立(1936——);作曲彦克、周方,首演者: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朱国琳、廖骏翔。编导者从同名雕塑中获得了灵感,或者说,舞蹈是这座著名雕塑的动态化呈现:长征路上的老战士与小战士,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小战士几尽昏厥,老战士吹起竹笛,激昂、优美的音乐唤起了战士对未来的向往,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向着既定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前进。《艰苦岁月》以它独特的创意,凝炼的结构,感人的细节,鲜明的舞蹈形象,呈现出战斗中的浪漫情怀。它注重的不是解释事件,而是表现人物感情的升华。

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古典舞——《春江花月夜》颇具代表性。 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首演于1959年,编导:栗承廉(1932——1993);首演者:北京舞蹈学校,陈爱莲。该舞采用了同名古曲为舞蹈音乐,借助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程式和优美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的少女对幸福的憧憬。

以上列举的都是50-60年代中期的代表性舞目,经受了长期的社会的选择,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作品的编导和领衔首演者,是新中国第一代舞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同时,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追求——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的交融。

 

文艺复苏后的创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10年浩劫,倍受摧残的舞蹈艺术得到了复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了新时期。在这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意识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文艺思潮上,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围绕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反思,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评估。不同观点在各个领域里的公开论争,反映出文化人思想的空前活跃,体现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弘扬。这种进步是深刻的、全面的,对新时期的舞蹈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文革前的舞蹈,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模式——时代印迹。宥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创作者似乎很怕自己的作品,距离生活原型或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太,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以及舞蹈动作的加工,一般持慎重态度并偏于趋同性。因此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雷同化、模式化的倾向。

文艺复苏后的广大舞人,跃跃欲试,尽管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方面相互存在着各种差异,却无例外地反映出强烈的创新意识——渴望对过去惯用的手法和固有模式——哪怕是成功经验,予以突破。在回顾、反思中,经历了困惑、探索甚至是孕育的阵痛后,先后涌现出一批新意盎然,令人瞩目的作品。

成长于50年代的舞蹈编导,再创佳绩,其中黄少淑(女,1938——)、房进激(1931——)伉俪合作的《小溪、江河、大海》,则更具突破性。这个女子群舞,首演于1986年,作曲:焦爽 ,首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张晓庆、李茵茵等。一群着水色长裙,身披透明薄纱的少女,似滴滴晶莹的水珠,以细碎、流畅的舞步逶迤连绵地运动着,舞姿幻化成江河泛起的波涛,细浪起伏不断。少女挥舞着裙、纱,以大幅度的奔腾跳跃,形象地展现了奔流不息的浩荡江河滚滚向前……舞蹈营造出山涧小溪流聚成河,汇入大海的壮观景象,揭示着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

像这样体现出浓重的生命意识的舞蹈,新生代的编导也佳作迭出。如:《奔腾》(男子群舞)1986年首演,编导:马跃(回族,1945——)作曲:季承、晓藕等,首演者: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姜铁红领衔。舞蹈以领舞、群舞的相互衬托,展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雄伟气势。其中,信马由缰奔腾飞驰交相挥映,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这个舞蹈是对蒙古族舞蹈创作的重要突破。它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民族风格展现,而是通过体现蒙古民族须臾难离的马的灵魂搏击,揭示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悟。

 

气势恢宏的群舞:

《黄河大河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曲家冼星海的不朽之作,这部作品和以它为基础创作的的同名《黄河钢琴协奏曲》,都被确认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舞蹈编导选用经典乐曲编舞,是极富挑战性的新尝试。苏时进(19——)、尉迟建明(1935——)80年创作的男子群舞《黄河魂》(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首演)率先向此目标进击,他们的成功实践对于舞蹈创作题材、表现手法的开掘均具有开拓意义。

1990年首演的《黄土黄》(群舞)具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编导:张继纲(19——);作曲:汪镇宁;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于晓雪领衔。一群赤身背鼓的汉子们和一群穿斜大襟布挂子、窄脚裤的婆姨们,使人想起祖祖辈辈守着这片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似乎刚刚从土坷垃中爬起来。但是当汉子与婆姨们轮番起舞,把身上背的鼓打得震天价响,跺脚、踹腿,几乎把大地踏出了坑……你会感到他()们已经大踏步地跨进了现代社会。以得不能再的形态,十分现代地宣泄着自己蕴积已久的感情。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挚爱,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对未来的希冀……通过那无休无尽、反复敲击的鼓声一股脑地迸发出来。动作幅度、力度的超常化和同一动作的重复性,为既往的舞蹈所罕见,进入痴狂状态的鼓手把大地震憾……

上述几部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但都选择了气势恢宏的群舞来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呼唤,下面的两个独舞《雀之灵》、《残春》也属于同一题旨的阐发。

 

古典舞: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金山战鼓》(女子3人舞),首演于1980年,编导庞志阳(1931——)、门文元(1934——)等,作曲:田德忠,首演者: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王霞、柳倩、王燕。作品取材于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南宋时期著名巾帼英雄——梁红玉的事迹。在寡不敌众的危机时刻,梁红玉亲自擂鼓助阵,中箭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忍痛带伤,坚持战斗至最后胜利。舞蹈以灵活、流畅的舞台调度,精湛、高超的技艺,简炼、感人的情节,将梁红玉带领女兵,助阵作战的情景生动的展现出来。它充分发挥了中国戏曲的虚拟性表现手法却并不拘泥于戏曲的程式,舞台上虽只3人,却好似千军万马,身批鲜红色长披风的梁红玉,动如风、立如松的英豪之气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婚别》(双人舞)首演于1984年,编导:陈泽美(194 ——)、丘友仁(194 ——);作曲:张晓峰、朱晓谷,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沈培艺、李恒达。它取材于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名诗作,表现的也是尽忠报国的主题,却缠绵绯恻另有一番情调。红烛高照的新房里,新婚的妻子羞涩、焦急地等候丈夫的归来,憧憬着婚后美好的生活。但是无情的现实却是丈夫即将出征,真所谓新婚即别何匆忙,为国捐躯断衷肠……”。鸡鸣、号角打断了情意绵绵的双人舞——生离死别时刻终于到来。最后妻子毅然将长刀递给丈夫,慨然送其出征。舞蹈以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情韵——尤其是发挥了水袖的功力,以精炼的手法较好的刻划了人物。

近期作品的精选,似乎更费斟酌,但我们有理由肯定新时期的舞蹈经历了复苏后获得了全面发展。不仅作品基数明显上升,而且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以及编舞技法……等方面更加丰富多样。透过强劲的主体意识呈示,喷溢着开放时代的意绪和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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